北京于1949年初获得和平解放，距今已半个世纪了。虽然事隔年久，但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对当时亲身经历的一桩桩震撼人心的事件仍记忆犹新。在建国50周年之际，我把我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保护电台的斗争经历回顾成文，以示纪念。
我是一名技术工作者，长期从事无线电技术研究和使用。1945年我在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于11月开始在北平广播电台所属的双桥发射台、西长安街增音室、黄村收信台等技术部门实习，然后在增音室值机班任值机员。1946年4月任北平电波研究所助理技术员，开始进行无线电传播研究工作。
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受地下党的任务的。最初同我有接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北平地区城工部学委的苏士文。1948年2月，苏士文约我去他家，要我了解北平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北平转播台的设置情况。我先后将搜集到的有关北平广播电台播音室、增音室以及麻花发射台、黄村收信台、双桥发射台等处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工作人员状况和这些部门的政治、业务、管理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苏士文，苏士文又将这些材料及时交联络员转给地下党组织。
8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通县箭杆河一带，北平四周已为解放军所控制。苏士文向我转达了北平地下党布置的保护电台设备、准备斗争、迎接解放的重要任务。10月间，西郊观测台里示波器上的变压器被烧坏，我带进城里修理，修好后已出不了城。因为解放军正在进攻西郊新北京和莲花池一带，傅作义军队退驻城内，城门已关闭，西郊观测台也随之关闭，所有工作人员均进城在家等待。一日，苏士文通知我与他一起去鲁迅故居见矫庸同志，在那里他详谈了护台斗争任务，并且安排我会见了北平电台工作人员高子英，以便在国民党撤退时能够相互配合完成保护电台的任务。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有132人保护91部重点电台。
为了完成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护台任务，我必须要以合法身份出入北平广播电台（位于西长安街3号）。于是我通过当时在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工作的育英中学同学陈起璞，以及苏士文介绍的北平广播电台工务科科长郑观森的关系，安排我在增音室作一名替班技术员，从此取得了北平广播电台的合法身份。
那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无力向北平广播电台拨付经费，电台发不出工资、职工怨言较大。与此同时，北平电信局3000名职工掀起了震动全国的“饿工”斗争，电讯中断，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慌，不得不向工人妥协让步。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我部署了配合全国性反饥饿斗争的任务。我按照这一指示，在同事中做鼓动工作，建议停开台长的小汽车，以便节省费用为职工们发薪水。当时增音室的技术员采纳了我的建议，关上了电台的大门，将台长的小汽车挡住，台长因此抱病在家，电台的日常工作由副台长主持，但他也不敢再坐小汽车上班。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下，电台不得不给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作为对工资的补偿。
1948年冬，解放军已压近北平城。党组织根据城工部关于作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向我布置了保护电台的具体任务：一、准备夺取枪支，武装电台人员。按照吩咐我将电台内枪支弹药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然后向苏、矫两人做了汇报。二、根据矫庸的要求，分别给电台里的军统代表边X及中统代表冯XX各写一封警告信，陈述利害关系，命令他们不许破坏电台设备，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信由我草拟，然后由高子英找人抄写，信寄出去不久二人即逃之夭夭。三、安排专人保护机器设备，确保电台正常播音，以便解放军围城期间能听到城中消息，准确分析情况；并且北平一旦解放，全市人民可以立即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我按照矫庸的要求，说服了新上任的工务科科长同意在增音室安装一台小型发电机。这样，即使北平发电厂万一遭到敌人破坏而断电，电台的播音照样可以正常进行。
1949年1月31日晚，军代表李伍、黄云、李志海、康普等同志驻进北平广播电台，我于当天晚上向李伍汇报了护台斗争的情况。第二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徐迈进宣布正式接管，认为电台完好无损。至此，我完成了地下党交给我的保护电台的任务。
1949年2月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后，北平广播电台随之改成新华广播电台，我被安排在业务处（后改成无线电总管理处）作技术工作。此后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电台的工作秩序，为全国的解放进行宣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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